彩虹
绥化市四方台镇血泪史:伪满洲国里的家族悲歌
绥化市四方台镇的土,在伪满洲国那几年,吸饱了百姓的苦。风掠过镇子的土坯房,裹着的不是麦香,是压抑到喘不过气的冷。我的太爷爷李云,是在这镇上扎了根的“坐地炮”,一辈子守着自家小院,跟邻里处得和和气气,没红过一次脸,却偏偏被一场怪病拽进了绝望的深渊。
他总觉得嗓子眼干得冒火,井水泡了粗茶喝下去,还是解不了渴。身子一天天瘦下去,原本结实的肩膀塌了,颧骨凸得能硌着炕席,连说话都没了力气。可那会儿四方台镇哪有像样的大夫?没人能说清这病到底是什么——直到后来日子好了,我们才知道,那是糖尿病,旧时中医管它叫“消渴症”。没有对症的药,只能靠郎中开的草药熬水喝,太爷爷躺在土炕上,眼神一天比一天浑浊,却总在清醒时,用微弱的声音喃喃念叨:“要是能喝碗大米粥就好了……稠稠的,能暖到心里去……”
可这在如今看来再普通不过的心愿,在那时的四方台镇,却是遥不可及的奢望。伪满洲国时期,日本人把大米当成“战略物资”严管,普通百姓别说喝粥,连米粒都难得见着,只有镇上的地主和驻镇的日本人,才能端起一碗白花花的米饭。太奶奶李安琪氏看着丈夫的气息越来越弱,心像被猫爪狠狠挠着,疼得夜里睡不着。她翻遍家里的箱子,只找出几枚磨得发亮的铜板,揣在怀里,顶着寒风走了大半个镇子,才敢在地主杜二皮家的院门外停下脚步。
开门的是杜二皮那只眼有残疾的老婆,她斜着好眼,上上下下把太奶奶打量个遍,嘴角撇出一丝不屑,半天才慢悠悠地说:“想拿米?也不是不行。让你家十二岁的小子李生来干活,劈柴、喂猪、扫院子,干得好,每月给你半袋糙米。”太奶奶想起屋里奄奄一息的太爷爷,想起他念叨大米粥的模样,咬着牙应了下来。她知道,这是唯一的办法——为了太爷爷的一口粥,为了这个快撑不下去的家,十二岁的爷爷,只能提前扛起不属于他的重担。
爷爷揣着忐忑,攥着太奶奶缝的粗布口袋去了杜家。每天天还没亮,他就摸着黑起身,劈柴时手被木刺扎得流血,喂猪时被猪拱得摔在泥里,却连一声抱怨都不敢有,生怕丢了这份能换米的活计。可偏偏那天,他端着刚盛好的猪食往猪圈走,脚下被门槛绊了一下,手里的粗瓷碗“哐当”一声摔在地上,碎瓷片溅得满地都是。没等他蹲下身去捡,住在杜家的日本人小五田就从屋里冲了出来,手里拎着一根手腕粗的木棍,嘴里骂着听不懂的日语,木棍像雨点似的落在爷爷的背上、腿上。爷爷疼得蜷缩在地上,哭声都变了调,却不敢躲一下——他知道,躲了,可能连命都保不住。
镇上的邻居看见这一幕,赶紧跑回家里报信。太爷爷刚听见“生儿被日本人打了”几个字,猛地从炕上坐了起来,枯瘦的手指着门外,想骂却没力气出声,胸口剧烈起伏着,一口气没接上,头一歪,就再也没了呼吸。太奶奶扑在炕边,抱着太爷爷冰冷的手,哭得嗓子都哑了,眼泪混着脸上的尘土,淌成了黑印。这时,浑身是伤的爷爷哭着跑了回来,背上的血把粗布衣都浸透了。看着眼前的一切,太奶奶的心像被撕成了碎片——家里的顶梁柱倒了,她和十二岁的爷爷,在这乱世里,该怎么活?
眼泪流干后,太奶奶抹了把脸,原本浑浊的眼神里,多了几分决绝。她知道,哭没用,她得让爷爷活下去,得让李家的根留住。几天后,她托镇上的媒婆说了媒,决定招夫养子。她不在乎别人说什么闲话,也不在乎往后的日子有多难,她只想着,能给爷爷找个能遮风挡雨的依靠,能让这娘俩在四方台镇的这片土地上,在这暗无天日的岁月里,继续走下去。
如今,四方台镇早已没了当年的苦难模样,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,大米粥成了家家户户餐桌上最平常的食物。可那段岁月里的苦,却没随着时间淡去——太奶奶攥着铜板在寒风里奔走的背影,太爷爷对一碗大米粥的执念,爷爷被打时压抑的哭声,都成了刻在家族血脉里的印记。它时刻提醒着我们,如今的安稳日子,不是凭空来的,是先辈们在苦难里一寸一寸熬出来的,是用血泪换来的。


